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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國際經濟法律格局中，磋商和決策過程隻在七八個最發達國傢內部進行，他們定出基調或基本框架之後，交由十幾個或二十幾個發達國傢組成的經濟性組織或區域性組織協調各方利害關系，定出共同主張和一致步調，然後才提交全球性的經貿大會或國際經濟組織進行討論。這種做法，從一開始就排除、剝奪瞭眾多發展中國傢的知情權、參與權、話語權、決策權，從而使他們在磋商過程中處於弱勢地位。另外，在全球性國際經濟組織規章中，幾個發達國傢也定出不公平、不合理的表決制度，實行表決權力大小不一甚至極端懸殊的投票安排，從而使寥寥幾個西方發達大國加在一起，就可以操縱全球重大經濟事務的決策。有的超級大國享有的特多投票權或特大表決權，往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重大決策，甚至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實現其獨傢否決的特權。西方大國在這種磋商和決策過程中，憑借其經濟實力上的優勢操縱世界經濟貿易合作走向，甚至隨時根據自己的需要，拒不遵守或完全背棄自己依國際條約應承擔的義務。眾多發展中國傢在這種決策體制下，往往難以實現和保護自己的經濟權益。這樣不公平不合理的局面，在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互相緊密依存的現實情勢下，不僅會損害發展中國傢的經濟主權和各種經濟權益，而且不利於全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貿易決策權力分配不公的格局，強調一切國傢應當對世界經濟貿易享有平等的參與權、話語權和決策權。這就要以公正、公平、合理為原則，對當今現存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予以分析，凡是達到公正公平合理標準居家病床、符合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需要的，就可加以沿用、重申﹔凡是不符合這種需要、隻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就要積極加以改善﹔凡是直接與這一標準背道而馳的，就努力廢棄和破除。
變革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並非單純是一種政治口號或政治理念。它在實踐中也推動瞭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經濟法走上吐故納新的道路，使廣大發展中國傢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改變完全無權、聽憑強權國傢任意擺佈的處境。實際上，二戰結束後，國際社會中改變國際經濟法制的爭鬥就時起時伏。比如，2001年11月開啟的多哈回合談判，就體現出新舊兩種觀念的較量。現存國際經濟法律規范中蘊含各種不公平規則是一種客觀現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學者還吹捧國際經濟規則全都是良法、模范法，對它應俯首帖耳，是不符合正直學者應有的法律理念和法律職責的。
改變當今國際經濟法律規則的制定格局任重而道遠。面對當代國際社會“南弱北強”、實力分化的戰略態勢，發展中國傢要變法圖強，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無所作為，而應動員和凝聚實力，堅持不懈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邁進。
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源於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全球治理的新格局取決於國際力量的新對比。在中國積極引領下，眾多發展中國傢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合理要求、吶喊和努力，其強度和力度都有較大的提升。電動看護床當前，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乃是大勢所趨。中國要抓住機遇、順勢而為，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聯合眾多發展中國傢以及願意順應歷史潮流的發達國傢，共同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治理體系，為促進人類福祉作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7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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